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首要的是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预案、精准管控、快速反应，有效处置各类事态，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这一重要论述为推进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重点从党建统领、数字赋能、依法治理三个方面着力，不断提升超大城市安全治理能力水平。

　　坚持党建统领，把准超大城市安全治理“方向盘”。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推进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一是健全党建统领安全治理机制。要坚持超大城市党建工作与安全治理深度融合，强化组织联动，构建“市—区（县）—街（镇）—社区（村）”四级党组织联动体系，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安全治理。二是夯实基层安全治理工作基础。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超大城市基层安全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凝聚和引领基层社会中的各类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内核的“一核多元”基层安全治理体系，着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安全治理的战斗堡垒、反映社情民意的服务窗口、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平台。三是构建多跨协同安全治理格局。要强化系统观念和全局思维，不断健全完善党委全面领导、政府具体负责、社会主动协同、群众广泛参与、法治有效保障的超大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将部门治理、区域治理、行业治理、单位治理、基层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跨部门、跨区域协调沟通、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的一体化联动模式，凝聚多方力量参与的安全治理合力，从制度机制上保证上下联动、左右贯通、齐抓共管的安全治理模式有效运转。

　　强化数字赋能，提升超大城市安全治理“智能感”。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构建超大城市安全运行一体化智能化平台，实现安全治理“一体化监测、智能化预警、精准化管控、快速化反应”，是全面提升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环节。一是着力提升应急准备能力。利用城市安全治理工作中长期积累的数据、经验和知识，建立完善安全治理推理模型，不断总结形成针对不同风险类型、不同风险等级的应急预案。加强城市安全监测信息化建设，运用数字技术链接城市安全各个领域风险识别预警平台，对城市安全全域要素进行全面感知和全景监测，全面提升风险预测预警能力。二是着力提升精准管控能力。树牢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依托数字技术重塑超大城市安全治理流程，以数据为主线全面集成超大城市安全治理各领域各环节，强化源头治理、问题发现、流程管控、整改落实，实现信息精细采集、数据高效分析、风险精准预警、资源优化配置，着力构建“实时监控—分析预测—风险管理—信息反馈—持续改进”的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精准闭环管控体系。三是着力提升快速反应能力。要不断健全完善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聚焦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通过算力网络、数据网络、算法机制，构建融合经典案例、专业知识、现场信息等多元信息智能决策系统，实现快速收集信息、快速科学决策、快速下达指令。

　　突出依法治理，夯实超大城市安全治理“保障力”。法治是超大城市安全发展运行的核心竞争力，是深化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的根本保障，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超大城市安全治理顽症难题。一是处理好“法治”与“群众自治”的关系。突出依法治理，既要加强法治建设，将法治思维、法治理念贯穿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的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又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实现法治建设与人民群众参与城市安全治理有机结合，把体现人民利益、维护人民权益融入依法解决安全治理难题的实践中，构建有效衔接、良性互动的安全治理共同体。二是处理好“法治”与“风险预防”的关系。突出依法治理，既要聚焦安全治理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和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提高立法质量，推动制定和健全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法律法规，为超大城市安全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制度支撑；又要不断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完善“接诉即办、未诉先办”工作机制和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机制，强化源头预防、前端化解、过程管控，尽力将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状态，筑牢超大城市平安稳定的基础。三是处理好“法治”与“文明建设”的关系。突出依法治理，既要不断规范执法程序、明确执法标准、加大执法力度、提升执法效能，大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执法，确保安全治理相关法律制度的严格实施，充分彰显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的力度；又要不断深入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道德素养、综合素质，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城市安全治理的积极性，教育引导广大群众自觉维护城市安全和秩序，充分彰显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的温度。

　　（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