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尤其超大城市治理是人类面临的一大时代课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成色和进程。我国是世界上超大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对于市情特殊的重庆而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大。近年来，重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新发展理念，围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抢抓以人工智能为重要驱动力量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把握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新转向，顺应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演进新特点，破解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新课题，以更大力度补齐治理短板、破解治理难题，采取创新性思路和举措推动城市治理转型，取得了一批有辨识度的实践、理论和制度创新成果。重庆城市治理效能日益彰显，不仅在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中发挥了先行示范作用，也对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城市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
重庆秉持人民城市理念，彰显了理念的引领性，为世界各国聚焦人的现实需求推进城市治理提供了新启示。重庆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把握“城市核心是人”的治理初心，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市域实践，聚焦城市规划、建设、交通、行政执法、平安稳定、城市文明、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着力解决交通拥堵、停车困难、生活不便、垃圾污水处理、安全隐患、非正规空间治理、办事效率提升等现实问题，提升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质量，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以“一件事”数字化应用场景为牵引，用“小切口”做实“大民生”，以“小场景”撬动“大变革”，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西方基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城市治理逻辑不同，人民城市理念凸显了人民至上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城市治理的资本本位逻辑。重庆以人民城市理念引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实践启示全球南方国家，不应重复西方城市治理老路，而应更加关注人的需求，走不同于西方“资本驱动型”的“人民本位型”现代化治理新路。
重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彰显了选择的自主性，为世界各国应对超大城市治理挑战提供了新视角。重庆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不是凭空设想，既要解决全球城市治理共同面临的“大城市病”，更要解决基于自身特殊市情的独特难题。一是较之世界其他超大城市，重庆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巨大，行政管理单元多，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城乡、区域差异大，山地形貌和环境影响复杂，面临公共空间不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够强、多跨协同效率不够高等独特难题，解决起来极有难度。二是与当今世界超大城市一样，重庆也需要解决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破坏、居住质量下降、就业创业困难、教育医疗资源不足、可持续发展以及属地化管理导致的碎片化等治理难题。三是与其他全球南方城市相似，重庆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基础设施和综合实力弱于西方发达城市，治理难度也是巨大的。针对这些极具挑战性的城市治理难题，重庆立足制度和体制优势，从市情和现实出发，因地制宜、科学谋划，改革创新、综合施策，走出一条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为解决世界其他超大城市治理难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庆方案。纵观当今世界，西方城市治理模式对全球城市治理的借鉴作用局限性越来越突出，西方城市理论在解释和指导全球南方城市治理实践面临“适用性危机”。重庆探索带给全球南方城市的重要启示在于，不能简单移植西方城市治理做法，必须减少对西方的盲从和依附，找到符合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模式，通过自主选择道路实现赶超。
重庆创新数智赋能和“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双轮驱动”，彰显了实践的创新性，为世界各国协同推进数智化变革与治理创新提供了新范例。一方面，依托数字重庆建设，推动设施从“平台框架”到“数实融合”、智慧运行，推动治理从“一屏统揽”到“一屏调度”、从“各自为政”到“联动协同”，形成了以一体化平台为数字底座和三级贯通、五级调用、多跨协同的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为核心主轴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路径，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变革重塑；另一方面，通过数智场景倒逼治理改革，破除制约城市治理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协同出台关于机构设置、实施意见、行动方案、攻坚行动等政策措施，发挥直辖市扁平化管理体制优势，激发数智化变革与体制机制改革双向赋能效应，推动城市治理方式重塑、治理体系重构、治理模式创新。现有的一些西方城市治理，或依靠分权治理导致条块分割，或仰赖市场自发调节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借助西方援助附带政治经济条件而丧失治理自主性。重庆独特的做法不仅实现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成功转型，展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成果，而且克服了西方超大城市治理的诸多弊端，以具体实践启迪全球城市治理创新，为全球南方城市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借鉴。
重庆系统谋划和推进超大城市治理，彰显了治理的协同性，为世界各国优化配置资源、协同各方力量推进治理提供了新范式。重庆城市治理坚持系统观念，体系化构建了城市治理的领导体系、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知识体系，不是简单针对某一个领域问题零打碎敲式的调整修补，而是集成式、融合式治理综合效应的体现，展现了治理的公平性和包容性。重庆深度契合国家区域战略布局和城市发展政策导向，在同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协同治理举措，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解决治理难题，在统筹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中破解治理冲突，在促进发展、服务、安全和治理中实现同步，以协同治理深化中心城区一体化、片区特色化及城乡融合、区域联动治理，把“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生命有机体”理念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一体落实城市体检和有机更新要求，不同区域和层级多跨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协同并进。西方城市治理长期面临碎片化难题，众多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全球南方城市学习西方做法往往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重庆通过系统性的规划布局，协同整合各方资源力量解决城市治理难题，确保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和有效性，为全球南方城市解决治理碎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重庆注重挖掘城市文化内涵、厚植城市人文底蕴，彰显了文化的包容性，为世界各国在城市治理中推动文化传承和文明互鉴提供了新经验。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明是推动城市治理的精神内核和内生动力。重庆紧扣文化强市目标任务，以文化人、以文润心、以文惠民、以文兴城，注重挖掘文化价值、弘扬人文精神、彰显文明内涵，加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推进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弘扬巴渝特色文明风尚，创办长江文明论坛，焕发“雄奇山水 新韵重庆”魅力，提炼弘扬“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推动对外人文交流合作，实现城市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西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传统中存在一种“推土机式”的文化态度，一些全球南方城市在模仿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也存在对本土文脉的漠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往往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而非资源，不仅摧毁了城市的历史肌理，更肢解了城市社会的有机网络。在提炼重庆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过程中彰显文化价值的做法，对于推动世界城市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